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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史料记载，西晋时曾发生过一次饥荒，导致全国大面积歉收。很多老百姓没饭吃，只好挖树根啃树皮，很多人饿死了。
这个消息传到当时的晋惠帝耳朵里以后，他想为自己的百姓做点事情，于是就问官员，为什么老百姓没有东西吃，就不喝粥呢？
这段简短的对话，被唐代历史学家编成《晋书》，成为今天 何不食肉糜”的源头，晋惠帝为此千百年来备受指责。
晋惠帝长期住在宫中，不知百姓疾苦，却牵挂着自己的百姓。这就是他不吃肉的原因。然而，更荒谬的是，在全民教育普及、信息发达、信息过剩的今天， 为什么不吃肉末”的荒谬仍然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领域。
比如，在 如何增加穷人收入”的问题上，一位好心的官员说， 闲置的房子可以出租”， 私家车可以用来居住”。
在这个官员眼里，穷人都是有车有房的，不止一套——连有统计数据的官员都有如此荒谬的认知，别人也看得出来。
事实上，不仅仅是政治和官场，在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， 为什么不吃肉糜”这种荒谬的言论也集中、集群在所谓的经济专家中。
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三大指标之一，就业率在最近几个月遭遇了 滑铁卢”。人们已经议论了一段时间，很多专家耐不住寂寞，纷纷亮出看家本领。
比如最近引发讨论的 失业税”，据说是专家拍脑门的结果。他认为，为了帮助失业者走出困境，政府应该征收 失业税”。
1.失业率上升是真的，但很多人是 主动失业”。3354因为对工作挑三拣四，收入高的做不了，收入低的不愿意做。
2.这样的人真的很坏：要么在家养老，破坏家庭和谐；要么吃失业救济金，心虚国家财政；整天游手好闲，还可能犯罪。
3.用失业税迫使他们尽快就业，可以达到一个目的：国家有税收，失业问题解决，从此实现家庭和谐、经济增长、社会稳定。
也许这还不够荒谬。一些专家进一步建议 为工作付费”，这可以解决找工作的问题，并为企业提供流动性，帮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
事实上， 失业税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，更是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认知问题。任何版本的 为什么不吃肉末”都有三个常见的认知缺陷：无逻辑、无实践、无常识。
不当预设： 失业税”的结论是建立在 大规模失业是一种主动选择”的假设之上的。但这既不符合现有经济学的解释，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数据支持。
自相矛盾：对失去经济来源的人征税，对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惩罚，这不仅是逻辑上的矛盾，也是专家不是蠢就是坏的证明。
因为它违背了基本逻辑，即使不懂经济学的人也直观地知道 失业税”是荒谬的。更何况这个建议来自所谓的专家。
专家不仅要在逻辑上比常人更严谨，而且在提出新观点时要遵循现代学术的三个基本学术原则：自洽性、他律性和连续性。
比如相对时空的概念刚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和经典时空的概念不兼容，所以没有被采用。直到爱因斯坦证伪了经典时空的概念，才被普遍认为是更强大的解释体系。
最重要的是，新理论3354诞生的时候，往往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历史和现实。但要真正成为经典的理论解释，仍然需要能够持续解释新的现象，并在多年后兼容新的理论。
以费孝通先生的名著《中国乡村社会研究》3354 《江村经济》为例。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39年，被誉为 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发展的里程碑”，因为它真实地还原了中国农民的消费、生产、分配和交易，解释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和社区的结构关系。
如今，多年过去了，很多现象都变了，但这本书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依然适用，依然是研究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过时经典。
以32年前厉以宁先生首次发表的《非均衡的中国经济》为例。当时，该书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3354 非均衡”，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，并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公认的理论体系。
但近年来，在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相应的改革严重缺位，甚至停滞或倒退的情况下，很多读者发现，厉以宁先生在书中所揭示的 失衡”本质，不仅早就预言了这一天，而且开出了定性和定量的药方。
3354学术知识，因其对本质的深刻洞察和对逻辑的尊重，并不局限于一时的解释力，而是具有超越时代的远见。
1.觉得那不是 君子”所为——《易经》言： 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孔子又说 君子不器”。因此，形而下的实践，便为 君子”所鄙视。
2.认为进入实践，反而阻碍真知——古语云： 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，意思是置身事外，反而更能看清本质。
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 旁观者”之所以拎得清，就在于他也曾是当局者。如果没有实践中的亲身感受，再怎么旁观也只能隔靴搔痒。
正因为缺少实践，各种专家、知识分子的理论，往往很容易架空于现实，一旦广为推广，便可能带来严重灾难。
失业税”便很典型——它不但会因为遭遇最基本的道德非议而无法落地；如果强制推行，反而会导致严重的人道灾难、社会动荡。
历史上并不缺这样的真实案例：王莽变法、法国大革命，以及20世纪多场因激进思想而引发的灾难，无一不是如此。
波兰尼在《个人知识》一书中提出，人类除了通过语言、文字、数据库传播的 显性知识”以外，还有一种只能通过实践感知的 意会知识”。
比如对人性的认识；游泳、开车等等技能；信仰中的超验体验；组织中不成明文的惯例等等；这类知识看再多理论也很难学会，只能在实践中通过亲身感知来学习。
经济学不仅有书面上的 显性知识”，同样存在大量 意会知识”。比如，市场改革的理念，要如何通过中国的政治体制，运作成为现实？
这一过程中，便充满了大量 意会知识：体制中 非明文的惯例”；主要 拍板者”的个人行事风格、心智模式；利益集团之间的隐形交易与博弈等等。若非置身事内、亲自实践的人，很难感知到其中的暗流涌动与难处所在，更遑论设计出能被游戏规则接受，并顺利往下推动的改革方案。
真正能够将理念，落地为现实的人，必须既懂经济学规律这样的 学问”，又具备理解现实，将规律运用于现实的 技巧”——这种对学问与技巧的平衡，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。
以中国经济学泰斗，已过耄耋之年的吴敬琏先生为例，他便是极少数具备 实践智慧”的经济学家，通过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人生经历，可以总结出在经济学领域，具备 实践智慧”的两个特征：
首先，要有理论高度——既要懂得经济学的普适规律，又要不断探索前沿理论——这是吴老经受严苛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断思索的结果，也是他屡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的原因；
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现实，把正确的理论，通过正确的做事 ，落地为现实，而这必然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。
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，吴老始终置身事内，通过亲历改革难点与痛点、理解体制规则、参与高层决策，从而设计出一条阻力最小，使得正确理念能够落地为现实的 。
通过他的 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一书，我们发现，80至90年代的改革，之所以既充满了理想主义，又在市场化改革领域能够切实推进，首先是因为官商学界强烈的改革共识，其次是因为改革的智囊，如吴敬琏、厉以宁、周其仁、张维迎等人，以及改革的决策者，都具备 实践智慧”：知道 正确的事”，更知道怎样才能 正确地做事”。
正因吴老融理论高度，与 实践智慧”于一身，因此他的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一书，才能具备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三种独特价值：
1.史料价值：吴老对改革全过程的亲历，以及对政治、经济的实践，使他获得了丰富的 意会知识”，因此他的写作既能高屋建瓴，又充满了细节，为今天的读者理解经济改革，补足了必要的上下文语境——这既是深刻理解任何一件事都必不可缺的 意会知识”，也是其他著作不能提供的价值。
2.为改革开放立传：过去四十年的改开，塑造了中国今天的面貌，但市面上从来很少有人能系统回顾、总结这一历程，因此这本书更显稀缺。
3.镜鉴当下，看清未来：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将 统制经济”与 市场经济”，在社会思潮、利益博弈、权力较量等领域的五次缠斗，作为40年经济改革进程的一根主线。透过这一主线不难发现，市场改革所遭遇的波折与倒退，要么是因为偏离了经济规律，要么是因为用错了 。
而无论是对过去四十年改革成败得失的总结，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改革的方向和 ，这本书提供的价值都远不止于当下。
同时，通过吴老的总结，我们也得以看见在中国搞经济改革，必须理解的三个常识。违背这些常识，再美好、正确的理论，都只能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。
◎第一个常识：政治与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两者互为因果——经济是政治的生命线，政治是经济的制度保障。将经济理解为政府的附庸，或者脱离政治谈经济，既违背规律又违背现实
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，不存在脱离了政治语境下的经济，政治也不可能架空于经济，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体两面。
但关键问题在于，政治和经济谁应该占主导地位——这一问题的实质是，究竟是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分配、调节资源？
围绕这一问题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，中国爆发了一场观点根本对立的激烈争论，在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中，吴敬琏写道：
在这场争论的开始阶段，以强势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所谓 中国模式论”居于优势地位。 中国模式论”者认为，中国之所以能取得震撼世界的成就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威权主义政府，因而能够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
不过，在历史对比和事实教育下，有愈来愈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一改前30年在超强政府管控下总体发展缓慢的状况，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年增近10％的高速度，显然是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把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出来。（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352页》）
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，首要的事情，就是界定政府职能，改变过去政府‘手伸得太长’的状况，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，把它们改造为宪法和法律约束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。”
政府的职责和作用，是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用品”，其中 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是重中之重”。
包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、强化法治；打击 、恶性竞争；打破行业和地方保护、行政垄断；保护产权、契约精神，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。
吴老在书中更进一步指出， 改革开放以来，尽管有波折、甚至回潮，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……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沿着从 计划经济为义，市场调节为辅”到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”的方向前行。”
·这本书揭示了改开早期，国家从 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”的思路转变及其原因，正是在于正确认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，而每当改革遭遇波折、倒退，便也意味着，政府主导市场的思路卷土重来。
·不仅决策者的思路要转变，普通百姓对政治、经济关系的认识，同样需要与时俱进。然而，至今很多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，仍然倾向于鼓吹 中国特殊论”，或者脱离政治谈经济，对读者误导颇多。因此，吴老这本关心中国如何搞好经济、从政治现实中看经济的书，更显珍贵。
·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政治智慧只能建立在行为和经验之上，而年过九十的吴老，有半辈子的政治、经济实践，因而其资历与经验才能说透这一问题。
通过吴老参与高层决策、设计改革路线的经历不难发现，尽管市场的好处，早已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不断阐释，并在1978年 小岗村”农民的自发实验中得到了证实，但要将正确的理念推动为现实，却要尊重中国政治特殊的运行逻辑，将原理转化成能被游戏规则接受的方案：
·2500多年的 秦制”、几十年的苏联计划传统，让对市场的敌视遗毒深远，思想转变很难一蹴而就。
·多年的计划经济， 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贪腐势力。这种势力不会甘于让市场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的改革挖掉他们得以发财致富的制度基础，他们必然会作拼死的抵抗。”（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368页）因此，市场改革方案如果过激，将会因为巨大的阻挠而流产。
·市场改革，必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，得到自上而下的确认：先是在中央层面形成决议，写入文件；随后，被确立为法律，以及基本国策；最后，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推动。市场改革的利益，必须与这一机制 激励兼容”。
只有尊重以上事实，充分考虑各个环节的利益，方案才能得以落地——这正是过去四十年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。
但通过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一书对过去四十年五次反市场化浪潮的还原，却也可以发现，改革失败的风险始终贯穿其中：
改革早期因为尊重现实，选择了一条委婉、渐进的改革道路，但因为中央计划的 历史包袱”太重，计划思想的危害没有得到彻底反思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改革触动的利益越来越多，尊重历史的现实，很可能变成想要回到历史的冲动，使得改革偏离经济规律，敌视市场、资本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。
因此，未来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，仍然在于顺应历史潮流，在中国政治、经济现实的基础上，回归历史发展的大势。
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一书对 计划”与 市场”五次博弈的还原，其中至少有三个普遍性规律，需要得到今天的重视：
· 计划”与 市场”的观念冲突背后，是前现代国家在改革中面临的普遍困境，但通过经济改革的规律可以看见——市场赢，则创新与财富同时涌现，国家普遍受益；计划赢，则创新与互助衰竭，财富涌入少数人的口袋。
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，是所有时代、所有政体下潜藏的一股暗流。如何抓权与放权，既要考虑国情，又要避免走向僵化、专制。
·改革派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，体现了普遍人性中的利益计算。对这两者如何平衡，需要区分短期利益，和长远利益；当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是掉转头回到过去，还是啃下硬骨头，更要基于今天的现实。
还有老百姓对改革的关注，总是呈现某种规律:在经济发展顺遂的时代，改革被视作理所应，只有极少数人关心。
只有在改革明显倒退，甚至影响自身利益时，老百姓才会投入一定的关注，但也仅限于发发牢骚，对于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，也并无太多兴趣——这种态度本身，也将成为影响改革的民意基础。
总之，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财富创造机制，更因为它作为一种现代秩序，对我们的生活几乎无孔不入，因此经济倒退的短期后果是消灭财富，长期看可能让我们失去现代社会一切赖以生存的基础。
越是在经济危机的当下，越需要警惕 何不食肉糜”式的专家，尊重中国政治、经济领域的逻辑、实践、常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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