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生活随笔“游民”原指无田可耕、流离失所的人。而有了“数字”二字作为前缀，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。“数字游民”如今特指依靠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办公，离开传统职场，打破工作时空限制，持续由线上获得收入的生活方式。 这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年轻人群体中越发受到追捧。
“滴滴答答答、滴滴答答答……”凌晨4点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一家青年旅馆的狭小床铺上，手机闹钟响起。Yeye翻身起床，打开电脑，戴上耳机，点击进入“视频会议”。屏幕的另一端在中国，正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。
这是Yeye的工作和生活状态。当不少职场打工人朝九晚六上班时，她每天工作四至五个小时，“居无定所”，工作之余四处旅行，每周换个小镇或城市，每两三个月换个国家。
Yeye通常会在早上20分钟的会议结束后，躺回被窝补一觉，醒后再起床处理工作，下午则背包出门游玩。
她曾把自己的生活定义为：带着电脑工作的背包客在南美慢旅行。后来，她才知道，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一名“数字游民”。
此前，Yeye是一名标准白领。2016年本科毕业后，她进入北京一家社会企业工作，租住在二环，骑车10分钟到位于三环的办公室上班。企业文化开放、同事关系友好、薪资待遇不错，但她总觉得“缺了点啥”。
2018年辞职后，她买了一张飞往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机票。没想到，原计划中的度假变成了旅居，一待就是三年。她一边工作一边旅行，足迹遍布多个国家：墨西哥、古巴、哥伦比亚、阿根廷、巴西、玻利维亚、秘鲁……
在这期间，她的工作和收入分为全职和兼职两部分，她一边在公司做远程项目经理，进行海外教育项目市场营销，一边做口语教练，偶尔做珠宝买手、自由撰稿人等。她的总体收入比在北京时降低了大约20%-30%，但每月花销不超过5000元，还能有几千元的结余。
从2021年起，她放弃了全职工作，成了“数字游民”生活方式的推广者，通过自媒体进行内容创作，并和朋友在大理合开了一家“数字游民”共享办公空间。
“游牧”生活并不总是美好。旅途中，孤独总会在不经意间袭来。2019年Yeye从南美回国，住进新疆的一家青旅，当其他游客商量着去骑骆驼、滑沙时，她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。“当时没有人和我一起工作，但凡有一个‘数字游民’和我一起都会觉得好些。那一刻我特别孤独。”
而作为“游牧”了十多年的资深“数字游民”，许崧找到了破解孤独困境的出路。许崧自2004年起和妻子背包流浪，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，出版过《美国走着瞧》《西亚走着瞧》等旅行笔记，后来他们选择定居在大理。大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，这是一个建立了熟人关系、包含多样生活方式的社区。而新型的社区关系正是治疗孤独的解药。
2021年，他和朋友阿德在浙江安吉横山村发起了DNA安吉“数字游民”公社，希望能“复刻”大理模式。这间公社由一间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来，依照“数字游民”的Co-working（共享办公）和Co-living（共享居住）需求，设置了共享办公区、宿舍区及各项配套。
宿舍区有2人至6人共享的房间，也有集装箱2人大床房，收费标准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，最高不会超过2000元/月。园区内设有共享厨房，也有食堂，还可以通过手机点外卖。而在办公区、会议室、咖啡区，“游民”们都可以随时停留、工作、聊天、娱乐、分享。
插画师沚枫自2019年起进入完全自由职业状态，到安吉是想认识有趣的“游民”朋友，而这里也确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社交的态度。
沚枫一度不太热衷社交。进入自由职业状态后，他前后两次租过共享办公空间工位，每次时长大约在两至三个月，但都与人交流不多。为了避免陷入封闭和低沉，他常常刻意安排自己参加一些知识分享交流活动。
入住“数字游民”公社已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沚枫感受到了久违的“人情味”。“这些最终聚到一起的人本身有很多共同的特质，比如对自由生活的向往。而大家在这里有了共同的生活经历，彼此更容易建立起情感链接。”沚枫说。
自2021年年末开放内测邀请以来，“DNA”已经先后入住400多人。其中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从事文化创意方向的工作，如编辑、翻译、插画师、设计师等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大多是程序员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处在失业状态，正在寻找人生方向。
2022年年末，从大厂裸辞的阿绿开始尝试“数字游民”的生活方式，学习文艺理论、心理学，尝试写小说，和不同的“游民”朋友交流。她不想再回到原本的工作状态，打算和伙伴们一起创业做服务“数字游民”和放大“数字游民”价值的平台，也计划参与到一些文旅或乡村振兴的项目中。
一年多来，沚枫接到了不少新的工作项目：以手帐形式呈现地产公司楼书、绘制安吉创意设计中心ACDC的100创新名人墙画像、制作白茶原小报……其中，部分工作的收入与大城市收费水平相当。同时，他还参与到乡村振兴外部项目的前期调研和策划中。
实际上，许崧和伙伴阿德在最初发起“数字游民”公社时就与乡村振兴联系在一起，他们希望为乡村聚集更多的年轻人，而“数字游民”聚集到乡村的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公社的运营进入正轨后，许崧和“游民”伙伴们在安吉余村开始了乡村振兴新项目，主要进行策划、空间设计等工作。目前，该项目已经进入施工阶段，预计将在2023年3月份试运营。与此同时，江西、四川、江苏、山东等地也先后有乡村有意向与团队合作……
“麻省理工毕业生拿到硅谷和洛杉矶的工作offer，他选择去硅谷是不是顺理成章？如果有一天，中国出现了一流的乡村，北清复交等名校学生同时收到来自安吉和上海的工作offer，他也会愿意到安吉生活。” 许崧畅想着，聚集一批批志同道合的“游民”伙伴，大家像“细胞”一样分裂，共同投入到“数字游民”生活方式的推广和乡村振兴中。
“‘游民’们通常在各地生活6至18个月，会跟当地发生深刻的联系。当‘数字游民生态’逐渐发展，全国会有几十上百个‘数字游民’据点，全世界有上千个‘数字游民’据点，那是不是可以想象，未来‘游民’们会在路上结婚生子？新的教育需求、新的学习模式会不会也由此形成？”许崧说。 文/本报记者 陈静 统筹/林艳 张彬 供图/受访者
“数字游民”这一概念最初由Tsugio Makimoto和David Manners在《Digital Nomad》（1997）一书中提出，他们预言，移动和便携式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一种新生活方式的产生，人们可以摆脱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，重构工作与休闲的关系。
如今，“数字游民”已经从畅想变成了现实。国内“数字游民”部落创始人Jarod Zhang对此给出的定义是，“数字游民”是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，它的受众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，并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关系，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，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，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。Jarod 提出了“数字游民”现金流的四个象限：远程工作、自由职业、互联网创业、线上投资。他认为，文案、设计、翻译、编程等自由职业是由传统工作到“数字游民”生活方式门槛最低的转型切入点之一。远程工作则是实现“数字游民”生活方式途径中最稳妥的一条，能够享有稳定收入也能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。前两者在短时间内最易达成，但从追求自由度的角度考量，创业、投资是更加长远的选择。
第一阶段为2007年至2013年。蒂姆·费里斯撰写的《每周工作4小时》描述了一种远程工作和地理套利（大意指赚发达国家/一线城市工资，在发展中国家/四线小城消费）的生活方式。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，这几年间出现了第一批早期“数字游民”。
第二阶段为2014年至2020年，在以硅谷为标志的科技公司聚集地，远程工作变得日常化，科技工作者领衔了第二波“数字游民”的潮流。在这期间，全球兴起了清迈、巴厘岛、麦德林、布达佩斯、里斯本等多个“数字游民”中心（即“数字游民”聚集较多的地方）。有数据显示，2013年到2016年，清迈当地“数字游民”的数量从数十名增加到数千名。该阶段也涌现出更多针对独立远程工作者的企业，共同工作空间、共同生活空间帮助“数字游民”减少了“游牧”生活中的孤独。
第三阶段为2021年至2028年，新冠疫情期间，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完成工作，这为“数字游民”进入主流视野提供了机会。
该网站预测，2028年至2035年为“数字游民”发展的第四阶段，预计将有10亿人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远离故土，“游牧”在世界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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