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生活随笔当今中国，无数年轻人离开家乡，去一线或二线城市做兼职，期望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劳动节是无数劳动者的节日。
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。早在清末，上海就已经迎来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批“工人”。自然这是因为上海的租界多，是各国在中国攫取利益的支点。它有着外国列强威慑下的稳定，有着商品倾销积累的财富，有着养活大量“劳动人民”的工作岗位，有着许多改变命运的传奇机会。
在中国铁路干线形成之前，海运和河运是中国货运的绝对主流方式。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，这决定了它的巨大发展潜力。南北各地的土特产、手工艺品、进口产品在此汇聚，使其成为开埠前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地，有都史街、华谊街、洋货街等产业集中的商业街。
清朝中后期形成了五条通往上海郡的路线，其中最重要的是通往山东、天津、辽东的北洋路线。广东、福建的南南航线次之；长江、大运河、吴淞江、太湖沿岸的内河航线，连接着富庶的江浙、汉口、重庆；偶尔会有日本和东南亚的货物从海外航线运到这里。在日益扩大的贸易规模的刺激下，资本主义在上海的运输和纺织工业中萌芽。
繁忙的水路运输必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力支持，此时码头工和船夫是最常见的工种，其中北洋航线的运砂船工最具代表性。成规模的运砂船队会有三五十艘船，雇工上千人，最大的船队可达上百艘船。
上海开埠后，英法美租界纷纷划定，租界内不受清政府约束，洋商还可以享受种种特权，在客观上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，受到外国资本热捧，从事贸易的各大洋行纷纷建立于此，上海逐渐代替广州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。
上海开埠与租借建立吸引来西方各国的投资人与冒险家。根据英国领事馆的记录，1844年登记的来沪英国人只有50人，1860年则上升至569人。这还只是统计在案的上流人士，更多的小商人、冒险家、小职员等并未登记的小角色，也都涌入上海，开办了开埠之初就已兴起的面包房、西餐厅、西医馆等。
比如上海的第一家面包房“埃凡馒头店”就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，由一个苏格兰农民开办的。他的主要服务群体是水手、流浪汉之类的底层西方人，他们是一个数量可观的沉默群体，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洋货冲击下，土货渐渐失去市场，传统手工业者和小农大量破产。加之小刀会、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混乱，江南一众富庶城市的人口大量涌入上海，资金与人才的大规模转移迅速提升了上海在江南的地位。
此外，破产的还有无力与洋船竞争的船夫。他们不得不成为收入更低，工作更辛苦，甚至朝不保夕的码头工。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迅速从54万膨胀至70万。
与此同时，发达的贸易让商人与买办积累起大量财富，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兴起，银行也在上海的租界建立分行，为商贸提供金融服务。
伴随国内人口迁移和严格的华洋分隔被打破，西方的物质文明成就更激励着亲历者，带来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转变，上海社会风气逐渐近代化。近代工业兴起所需的资金、技术、市场、劳动力基础业已就绪，上海将迎来更多更多渴望改变命运的打工人。
19世纪40-50年代之间，上海的进出口船只从几十艘迅速扩充到上千艘，旧船需要养护，新船需要制造，船坞就成了刚需。1850-1859年上海出现了12家外资船厂，1859年出现火轮厂，并逐渐拓展出炼钢、机器、工程等业务。这创造了大量技术工人岗位。
此外，上海靠近江南生丝产地，又能获得中原棉花的稳定供应，自19世纪50年代起，便有一些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等地的织户前往上海，经营起了出口生意，比如是为日本市场制造原色缎子的传统手工业作坊。60年代，怡和洋行率先在上海建立起拥有100部西式织布机的纺织厂，引发投资纺织厂的风潮。
纺织厂这类轻工业占用资金相对少，技术难度相对低，而且市场前景广阔，成为民族工业最早涉足的行业。19世纪末，国人经营的纱厂开始集中出现。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大量周边人口，上海从70万人激增至1910年的130万，其中产业工人10万。
1912-1936年，旧上海迎来了黄金年代。恰逢此时外有列强忙于一战的好时机，内有上海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，轻工业从22个部门拓展到涉及橡胶、制药、制盐、搪瓷、印刷、电器材料、仪器文具、化妆品等62个部门。
这一时期交通业也有所发展，上海外来“打工人”来源扩散到了安徽与浙西，人口迅速连翻几倍，膨胀到了350万之巨，繁华程度在整个东亚也绝无仅有。
上海繁荣的另一面是全国经济的畸形发展。国内自然经济解体，大量人口失业，而辛亥革命后国内长期混乱，进一步动摇了其他城市发展的基础。上海背靠租界，在西方势力的保护下社会环境稳定、资金充裕、技术先进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已经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，是投资实业最稳妥的选择。
反观内陆地区局势未定，投资风险巨大。比如实业家穆藕初曾试图去郑州开办豫丰纱厂，恰逢军阀混战以至濒临破产。
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单个行业的勃兴，更是一套成体系的近代社会生活方式。从60年代起，上海的煤气厂、自来水厂、食品厂、医院、现代学校、商场、电影院、戏院纷纷建立起来，并逐渐从曾经的英法租界区拓展到外部，为打工人的打工生涯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，也让市民生活变得空前丰富起来。
在种种时代大潮的冲刷下，商业雇员、产业工人、码头工人、手工业者、苦力在抗战前夕大概达到了100万人，算上家属共200万有余，是上海人口的绝对主流。
他们往往是来自外地，无亲无故，在上海没有可以继承的房产，住就成了头号问题。其中经济情况较好的可以租一间房子，更窘迫的就要在棚户区解决住房问题。
那时浦东的陆家嘴、烂泥渡，沪西的曹家渡，苏州河畔的三湾一弄、租界东区的杨树浦、平凉路都成为了著名的棚户区。
30年代，社会学传入中国，有学者曾对这些“打工人”中占绝对主流的产业工人进行过万人规模调研，得出了如下结论——“工资率是比较很低的，工时数是很多的”。
仅凭微薄的工资，每个工人平均要养活3.42个家人，收入的53.2%为食品支出，其中又有半数花在了主食上，房租占8.5%，服装占7.5%，燃料占6.4%，杂项24.6%（烟酒又占其中的两成，而教育支出则占比极低）。
好在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是全员滚地龙。无论是享受资本家的宿舍福利，还是凭自己的工资买房，还是能有60.6%的工人住在楼房，住棚屋的只占5.6%。可见，这些产业工人远不是“打工人”中最底层生活最艰苦的。
可是让打工人感觉愤怒的是，30-36年之间工资非但没有上涨，反而稳中有降，让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还要过得更紧巴。当时的工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，积极参与各类劳工组织，参与罢工、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这背后的原因也很好解释。在全国多年军阀混战的乱局中，上海一家独大，人口大量涌入，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。即使工会强大、工人团结，资本仍然有源源不断的新打工人可供选择。
码头工人可谓是其中极端贫困的典型。他们中既有工作固定的正式工人，也有实际处于失业状态偶尔挣点小钱的临时工。临时工往往被冠以“矮子工”、“野鸡工”的侮辱性名号，甚至还有“宁波野鸡工”这样明目张胆开地图炮的称呼，备受欺凌的惨状可想而知。
抗战前夕，上海码头工可能有5万人之多，考虑到临时工巨大的流动性，这一群体实际上更加庞大。然而码头工不但收入不稳定，还要受到半封建的帮会组织的层层盘剥，深受歧视，部分码头工人也走上了偷盗、抢劫之类的犯罪道路，带来了社会问题。
换句话讲，1912-1936年之间的上海在繁华背后，是过快城市化的惨痛现实。在其他城市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，上海过量吸纳了周边人口，低技能岗位出现地狱模式的内卷竞争。
不过，当这个时代过去，中国重新稳定。无数经过残酷竞争的娴熟工人，又将以上海工人的身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分散到全国各地，成为中国工业化燎原的火种，我们便是他们的继承者。